凌河
  歷史雖然複雜,卻不是沒有規律可循;歷史固然“多元”,但並不是雜亂一團。歷史當然要“兩面講”,卻也要講“基本面”,同樣的,我們面對一個半世紀的近現代史尤其是百年黨史,要避免片面性,尤其要防止走極端
  “七一”將至。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3周年之際,對於黨所走過的28年革命歷程和65年執政之路,人們再一次傾註熱情和關註。
  記得建黨90周年前夕,有兩種聲音引起過一點波瀾——一是講爆發“五四”的年代,也即上世紀第一個十年的“民國”,“那是一個什麼時代”?說那是一個“魅力無限”、繁華祥和的年代,是一個政治寬鬆、思想活躍、經濟繁榮、社會多元的“好時代”……
  “聲音”那樣華麗,文采那麼飛揚,然而人們卻有了不解的狐疑——1919年是個什麼樣的“時間窗口”?正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 “準備時期”。那時的“民國”,究竟是“魅力無限”呢,還是一個對外喪權辱國、內部軍閥混戰,以至於國弱民貧、一片衰微破敗的社會?也有評論說,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代回顧,而是涉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前提,涉及黨成立的歷史必要性和時代必然性。不是說“五四”為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和幹部的準備麽?如果“五四”前的中國,那麼“美好”,那麼令人神往,為什麼還要有“五四”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?
  與此同時,還有一部歷史放在我們面前,似乎與“魅力論”正好相左。這篇名為《海原大地震》的長文,回顧了1920年發生在地廣人稀的西部荒原的海原大地震。那次地震造成27萬人的死亡,超過人口稠密的唐山大地震,是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數的3倍。造成如此慘劇,除了當地人民普遍蝸居“土穴”、大批災民被“捂死”外,北洋政府無力救災是基本原因。震後一月,甘肅省長才發“十萬火急”電致中央政府,國務總理吳佩孚無動於衷,大總統徐世昌勉強捐了一萬大洋。縣衙門自身不保,省政府不知所措,震區官府全部癱瘓。北洋政府置若罔聞,震中人民叫天不應呼地不靈,賑災組織僅僅收到3.1萬大洋,瘟疫惡疾接踵而來……
  讀了洋洋數萬言的《海原大地震》,人們又看不到“民初”的那一點“魅力”了,反而證明那是一個政局動蕩、軍閥混戰、國力匱乏、奇災浩劫的年代呵。也許由於軍閥政府的無力管治,社會的某些方面出現局部短暫的寬鬆、多元,但總體上說,中國人民承受著天災人禍交替的“世紀苦難”。這似乎才是歷史的真相和本質,是“五四”之所以爆發、共產黨之所以應運而生的歷史根據和社會前提,更是中國之所以“選擇了共產黨”的那種歷史必然性呢!
  歷史雖然複雜,卻不是沒有規律可循;歷史固然“多元”,但並不是雜亂一團。歷史當然要“兩面講”,卻也要講“基本面”。同樣的,我們面對一個半世紀的近現代史尤其是百年黨史,要避免片面性,尤其要防止走極端。
  比如說不要走向“另一個極端”。近年以來,關於歷史,有不少新發現、新“說法”,過去的歷史研究,有過一些不夠真實甚至“左”的東西,這是必須糾正的,所以要全面、持中,但也要防止在極端上跳來跳去。例如過去只講“摘桃子”,無視國民黨軍隊的抗戰,近年來又只講“正面戰場”,全然不講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中的核心作用,全面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武裝鬥爭的戰略作用,甚至編造毛澤東在延安提出過所謂“一分抗戰、九分發展”的“戰略方針”,這就走向了另一個“極端”。此外,黨的路線、政策和策略,在新情況下發生一些重大變化甚至改變,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,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昨天的歷史。
  又比如“細節”與“本質”。細節是重要的,但細節不能任其“孤證”,細節更必須真實。我們不能為了將一個張靈甫捧到天上,就只講他的“柔情似水”,不講他的槍殺其妻,不講他將抗日的共產黨將領砸棺鞭屍,更不能為了證明他的“忠義”,而硬說孟良崮上不是被“擊斃”而是“自殺成仁”。同樣的,不能為了給張國燾這樣的叛徒“正名”,而編造借祭黃陵倉皇叛逃是什麼人“所逼”的“細節”,甚至將王明、張國燾落寞後講的“故事”,當成是信史來篤信不疑。
  再比如“局部”與“全面”。歷史人物往往具有“兩重性”,有的還是“兩面人”呢,我們既要講“兩點論”,又要講“重點論”,尤其不能忽視人物的“基本面”判斷。例如一個馬步芳,只說他有過一點“善舉”,如興辦教育,禁止毒品,綠化過環境,“簡直成了聖人”,而對於他罕見的荒淫無度,“除生我、我生者外無不姦”,尤其是活埋彈盡糧絕的西路軍六千人,還用軍毯包裹紅軍屍體飛運南京領賞,卻一字不提了,這還有公論麽?又比如一個“收租院”,確有“藝術創作”痕跡,可以揭秘返真,但只講劉文彩濟過幾次困,辦過一所學校的“善”,而不講他的盤剝之“惡”,更矢口不談這位“中將清鄉司令”手中包括共產黨員蕭汝霖等9條人命的史實,這樣的“一邊倒”,就令人懷疑。至於只講一個民初的窨井蓋用到了今天,不講那時中國連一顆道釘都造不出來,只講一本民國的教材多麼精彩,而不講那時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5%,就更是一葉障目了吧!
  對於這種“極端化”,我們也不要“走極端”,輕易地朝“醉翁之意”、“項莊舞劍”上想問題。我寧可認為,這是一個思想方式的誤區。我們讀歷史、看問題,一是要兩點論、兩面觀,非黑即白總不行,二是既要講重點,又要有 “度”——過猶不及,“真理走過一步”,就會步入旁門。尤其不能用今天的走極端來作為對於過去走極端的“懲罰”,這隻能使我們在兩端上跳來跳去。哲學是門“明白學”,辯證法更是“公道論”,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,更不能輕妄。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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